从经济发展史角度看,目前中国发展道路,危险、机遇并存,两种方向截然对立。熟悉经济史的人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几乎十年发生一次,最近20多年由美英引领而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自由化“改革”,不过是在将整个世界拉回到19世纪去。在现代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下实行19世纪的那种自由市场,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足为奇,这是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招来的结局。19世纪欧美国家之所以在受经济危机打击上具有同步性,是因为它们都实行在国际上开放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苏联之所以将西方国家的30年代大萧条变成了自己发展的机遇,则是因为它在当时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当然,单纯对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和模仿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过,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形势进行的深入考虑仍然会证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机还是机遇,这取决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路线。目前有两条根本对立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选择:一条是独立自主地集中统筹的经济发展路线,走这条道路,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另一条是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这条道路或迟或早会使中国受西方国家裹胁而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

(一)依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

        这条道路最近十年来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它在国内致力于实行自由放任式的市场化,不顾一切地推行掠夺人民财富的私有化;对外则完全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放任外国产品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占据中国市场,放任以致恳求西方企业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甚至将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以“卖”为名拱手送给外资企业,同时调动一切政策手段力图通过增加对西方的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中国的决策层自1999年开始不惜代价地致力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最终以放弃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为代价而在2001年加入了WTO,由于放弃对国内重要产业的保护,导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遇到严重困难,大豆之类的农产业更是被外国产品挤垮;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疯狂并购,使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开放中国金融业使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并且将中国变成了为美国和英国等资金净输入国筹资的重要来源。经常帐户的巨额顺差使中国成了一个资金净输出的国家,但是对外资的开放以致优惠却使外资同时大量涌入中国,造成了畸形的资金内外对流,国内的外资与国外的外汇储备同时激增,中国自己国内的产业被外国人控制、丧失盈利机会,由此换得的外汇储备只是回报很低的外国资产,而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清楚地表明,中国外汇储备所持有的这些外国资产很可能不会有约定的回报,甚至可能连本金都损失掉。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也进一步证明,在现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这样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必定将整个世界引向崩溃性的灾难。

(二)独立自主式的国家集中统筹道路

      法国和新加坡甚至台湾的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借鉴,使我们可以更成熟地利用市场机制,以国有部门的资金运营来支持制订和贯彻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这些集中统筹应当服务于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来实现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来说,继续通过实物出口、金融市场交易而向西方输送资金、维持房地产业的泡沫,最终必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陷入危机;而转向独立自主的集中统一财经计划,就可以将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变为发展的大好机遇:

       一方面,应该改变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支柱,不能再依靠出口和房地产来拉动总需求,而应当转向进口替代,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研发和高科技产业,使投资服务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服务于建立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服务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大飞机制造业,发展集成电路、替代微软产品的软件的生产,建立完整而强大的军工产业、装备工业、轨道交通和能源产业、大豆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医疗服务事业,坚决实行对本国市场的贸易保护;

       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调节宏观总需求的方针,不仅大幅度扩大财政政策在调节宏观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且转向依靠所有制政策来调节宏观总需求的,有计划地集中统一控制对外的金融往来,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外贸逆差时禁止外资流入,以适当的汇率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来防止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国家大规模增发专门用于国有资本投资的公债,以这样筹得的国有资本金进行实物投资,赎回国内的外资企业,为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制造业产业体系服务。

       日前,中国政府计划至2010年底共投资4万亿元促进经济增长,并部署出台了相应促进经济增长的七项措施,主要涵盖了三方面的内容:扩大需求、优化供给、体制改革。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起到刺激内需的效应,但相比较而言,这种效应是短期的,是内需的“被动性”扩大,而且还可能出现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长期可持续的内需扩大,应该是引导居民的主动消费增加。扩大内需一方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这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目的所在。影响需求最重要的因素是收入和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这说到底就是民生问题。较高的收入水平、加上对未来收入增加的稳定预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有保障了,居民的消费意愿自然就会稳步增加,否则居民只能是选择增加储蓄以防范未来生活之需。因此这一次调控的重点不应只看到防通胀或通缩,而应该最终落实于改善民生,建立全覆盖的教育、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中国政府清醒地意识到,前些年的增长模式、即倚重外需促增长的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依赖于一个稳定增长的国际市场,一旦外需减弱,增长就岌岌可危,着眼于中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走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道路,还是要回到拉动内需促增长的发展轨道上来。这种颇为剧烈的财政政策,只能是在目前这种特殊的经济大背景下斟酌使用,而且还要防止物价的反弹。中国政府在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大背景下出台的促增长措施,全面地构成了一个完备的政策体系,也正是走独立自主集中统筹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从这场危机中,世界应该吸取两大深刻教训:一是不能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创造一个更大的问题。此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发展到目前阶段,与美国政府没有很好处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很大关系。另一个教训是,要关注金融创新的隐患。美国金融衍生品越搞越复杂,金融监管又跟不上,这就给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场危机给中国最大的启示在于,服务业的发展并非一个国家市场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生产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果农业的比重下降过快,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农产品供应危机。没有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就无法解决中国的就业人口问题。也无法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服务业是个包罗万象非常庞大的产业,在发展服务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循序渐进,不能为了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就盲目发展金融服务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