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周正龙案在安康旬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庭审,旬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正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政府有关部门对野生华南虎生存状况开展调查活动,利用自己给华南虎调查队担任过向导得到当地林业部门、华南虎调查队工作人员信任的条件,用墙画制作华南虎道具拍摄出假华南虎照片,编造拍摄经过,以虚构的发现、拍摄野生华南虎的事实骗取当地及省林业主管部门的信任,并骗取奖金2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周正龙违反国家******管理规定,在家中存放军用子弹93发,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罪,最终合并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处罚金2000元。
 
     庭审时,周正龙称自己是在镇坪县林业局的再三催促下,为了交差,才想出拍假华南虎照片的主意,并坚称所有的行为都是他独自完成的,并没有其他人参与,然涉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时,却大多回答“不知道”;在开庭前曾声称“周正龙庭审时会曝猛料”的法律学者郝劲松,在法庭前打起一把预先准备好的黑伞,黑伞上写着“周正龙=替罪羊”的字样;周正龙的妻子被阻拦在法庭之外,旬阳法院表示德理由是:“周正龙妻子罗大翠、儿子周松作为本案证人,按照相关规定不得旁听庭审。”

   表面清晰明了的谎言似乎已经受到了惩罚,但是很多人与我一样仍在关注其背后是否还有晦涩难懂的真相。一个终日在大山里生活的农民如何导演了一起轰轰烈烈的‘老虎事件’而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位可能连电脑都没摸过的普通农民,怎么可能掌握连华裔福尔摩斯李昌钰都要啧啧称奇的PS技术?一个案值两万元的诈骗为何羁押过程隔绝,阻碍免费律师介入,限制亲属旁听权?到底是周正龙欲壑难填还是建立华南虎保护区的政治经济利益唆使?……真相无法代替法律事实,只要周正龙不提出上诉,我们就只能接受法律事实。法律的公平和正义是法官手中的糖饼还是行政权力均衡的砝码在此案中表现无余。

     从刑事实体法角度而言:本案依据数罪并罚的原则,判处周正龙两年六个月刑期,正确贴切,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然刑事实体法仅仅是对社会秩序维护的底线,只有严重的危害社会关系的行为才会受到刑法制裁。当我们对于社会正义有着更高的追求时,刑法其实是无力保障的,正如当下许多触及道理底线的社会事件一样,虽然从道德上恶劣至极,但没有触犯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没有严重危及社会安全,故而无法用刑法加以制裁。虽然刑法历经多次修改,第七修正案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但法律天生的滞后性必然会引起法律条文和社会需求的脱节,刑法无法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公平和正义。周正龙真诚地认罪,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判决是公正的,但这判决更加让民众认识到法律虽然意欲无限地接近于真实,但是以法律名义作出的判决却很难完全复原真实。特别是在刑事判决中,被告人的供述与自认,以及与此有关的有形的、无形的辩诉交易,往往只能是一种官方的契约,并不天然代表着真相,民众逐渐发现一个刑事判决不能够解决人们关于正义的所有追求,公正与真相是两回事,只有公正而无真相并非民众希求的历史上的正义。于是民众寻求刑法之外发现真相、追求正义的手段,如宪法的手段、伦理的规范、良心的自律、舆论的监督等等。当刑法无法保障人们对于更高正义的追求时,民众更加痛切地感觉到以其他手段捍卫正义的必要,也许这就是周正龙案判决对法律工作者的一记警钟,也开启了中国法治改革的新篇章。

     从刑事程序法角度而言:周正龙一案中,涉及刑事诉讼法方面漏洞百出,从侦查阶段隔绝开始,到超期羁押,到拒绝辩护人辩护,到所谓的“公开审理”、“择优旁听”,到拒绝证据链的重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被告人口供而无其他证据,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包括,案件事实、情节都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尽管周正龙将罪过揽于己身,但如果造假“细节问题”连周正龙本人都“不知道”、办案机关也不去深究,法院认定周正龙“独自造假”的判决无疑就成了“无源之水”。对一个刚刚步入法治化进程的社会而言,程序公正的意义远远大于实体公正,一部刑事实体法是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更是刑事案件当事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伞。如果“造假过程”依然语焉不详,不但公众会怀疑周正龙案件的真实可信度,办案机关也难脱失职之嫌。公众需要的正义不仅仅是内心的公正,也必须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程序正义。

     从法官的角度而言:法官的工作必然会遇到各种不同于法律思维的思维方式,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官的智慧就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思维转化为法律思维,并将它们表达出来,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需要的是法官的利益平衡能力和技术能力。周正龙案件中,诈骗罪的定性非常牵强,根据97年刑法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尤其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案中,周正龙利用假虎照获取2万元奖金,根据周自述,这两万元根据县政府的安排招待新闻媒体方面的记者后所剩无几,如此看来诈骗罪大额数额较大无实际落实。作为实现法律价值的主体,是非曲直的判断者,法官必须具有公平正义之心,必须有爱法、崇法、护法的职业情怀,但本案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权力的面前形同虚设,更谈不上司法独立和内心独立了。

     从行政法角度而言:虎照案暴露了相关政府部门行政乱作为、行政不作为和机关公务人员作风漂浮、纪律涣散、责任心缺失、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的突出问题。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依法行政、合理行政外,更应该遵循正当程序、高效便民、权责统一和诚实守信的原则,保证行政信息真实可信,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加强公众参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从周正龙提供照片到陕西省林业厅开会发布新闻,中间经3级政府相关部门、13名干部,正是政府机关社会公信力的缺失;而深究虎照案背后,不难发现镇坪县“以虎谋发展旅游之利”的经济利益企图,发现“以虎立动物保护之功”的急功近利的错误政绩观。政绩有些是有形的,但更多的是无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应该在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托,要算好经济帐,更要算好社会责任帐。从非典后,问责作为一种明确权力和责任的行政制度确立下来,在周正龙案件中,数位官员落马似乎也验证了问责的严厉性,但是问责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如果问责制度只是事后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那么难以弥补诸如“假老虎”之类的沉重社会成本。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建立往往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营和奋斗,就建设法治社会而言,立法上的快捷和便利并不能立即转变为司法上的功效和成果。动态社会决定了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备之至,在现实中,我们会常常遇到冲击公众心理,有悖公众情感的法律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除了加强法律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法律操守,更重要的是强化法律独立,完善法律制度。司法必须考虑公众的感情,必须考虑“民情”、“民愤”,但司法没有义务在法外屈服于民意的压力,公众的理性有时候会为一时激情所蒙蔽,,但如果我们不重视舆论的呼声,加强快度改革的进程,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合理行政,下更大的决心和力气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市场竞争的基本公正,假虎案之类公然欺骗,公然侮辱公众智商的恶性行为仍会层出不穷。
 
    我尊重虎照案的判决,我也尊重基于良心与理性而形成的判断,我更尊重在法律、科学和民意拷问下的事实真相。